集结了蛮夷、郑国跟从参战，然而三方军阵庞大却不严整，这是其五。
罪不由晋，晋得其民，
挑起战端的一方不是晋国，所以晋国就会得到民众大力拥护，
四军之帅[6]，旅力方刚，
[6]四军：晋当时有上、中、下三军与新军，每军设将（统帅）、佐（副统帅）。
四支军队的将帅气盛势强，
卒伍治整[7]，
[7]卒伍：泛指军队，行伍。
军队行伍严整，
诸侯与之。
各路诸侯都站在晋国这一边。
是有五胜也：
因此说，晋国有以下这五个取胜的因素：
有辞，一也，
与楚开战有正当的理由，这是其一；
得民，二也；
深得民心，这是其二；
军帅强御，三也；
士卒将帅十分精悍，这是其三；
行列治整，四也；
军队行伍严整号令严明，这是其四；
诸侯辑睦，五也。
与各路诸侯关系和睦，这是其五。
有一胜犹足用也，
其实晋国使用任何一个取胜因素就足以胜楚了，
有五胜以伐五败，而避之者，非人也。
如今以五胜之势去攻伐五败却还要躲躲闪闪，那不是有作为之人的表现。
不可以不战。
所以说这一仗非打不可。
栾、范不欲[8]，
栾书、士燮不愿开战，
[8]栾、范不欲：在决战前，中军统帅栾书、副统帅士燮（xiè）曾对作战方案提出过不同意见。
我则强之。
是我强使他们下达作战命令的。
战而胜，是吾力也。
结果获胜了，这是我的功劳啊！
且夫战也微谋，吾有三伐：勇而有礼，反之以仁。
他们在战斗中没有一点谋略，而我有三大功劳：不但勇而有礼，而且还以仁爱为本。
吾三逐楚军之卒，勇也；见其君必下而趋，礼也；能获郑伯而赦之，仁也。
我三次追逐楚军，这是勇；遇上楚君必定下车快步上前，这是礼；俘获了郑伯又放了他，这是仁。
若是而知晋国之政，楚、越必朝。’”
如果让我主持晋国政事的话，楚、越等国一定会甘愿前来朝拜称臣。’”
“吾曰：‘子则贤矣。抑晋国之举也，不失其次，吾惧政之未及子也。’
“我对郤至说：‘你确实有才干。然而晋国提拔官员不会不论位次，所以我以为晋国的政务恐怕还轮不到你来主持。’
谓我曰：‘夫何次之有？昔先大夫荀伯自下军之佐以政[1]，
[1]荀伯自下军之佐以政：指荀林父从下军副帅升任中军统帅。
他对我说：‘有什么位次？已经去世的荀伯是从下军副帅升任中军统帅的，
赵宣子未有军行而以政[2]，
赵宣子没有军功也升任中军统帅而主持政事了，
[2]赵宣子：即赵盾，在晋襄公七年任中军统帅。
今栾伯自下军往。
如今栾伯又从下军之佐升为中军主帅。
是三子也，吾又过于四之无不及。若佐新军而升为政，不亦可乎？将必求之。’
就这三个人来说，我的才能只有超过他们而没有所不及的。我如果以新军之副将升为正卿而主持政事，不也可以吗？我一定想办法达到目的。’
是其言也，君以为奚若[3]？”
这都是他所说的话，您认为如何呢？”
[3]奚若：犹奚如，何如，意为怎么样。
襄公曰：“人有言曰‘兵在其颈’，其郤至之谓乎！君子不自称也，非以让也，恶其盖人也。
夫人性，陵上者也，不可盖也。
单襄公说：“有人说‘刀架在脖子上’，恐怕说的就是郤至这种人吧！常言道，君子不自我吹嘘，其实并不是为了谦让，而是厌恶这种行为凌驾于他人之上罢了。
求盖人，其抑下滋甚，故圣人贵让。
人的本性，都想超越在自己之上的人，但是又苦于无法凌驾。总想凌驾他人，反而会被抑制得更厉害，所以圣人崇尚礼让。
且谚曰：‘兽恶其网，民恶其上。’
况且有谚语说：‘野兽厌恶捕捉它们的罗网，百姓仇视高高在上的官员。’
《书》曰：‘民可近也，而不可上也。’
《尚书》中说：‘百姓可以亲近，但不能凌驾于他们之上。’
《诗》曰：‘恺悌君子[4]，
[4]恺悌（kǎi tì）君子：释义泛指品德优良、平易近人的人。
《诗》中说：‘品德优良温文尔雅的君子，
求福不回。’
以礼能求得万福。’
在礼，敌必三让，是则圣人知民之不可加也。
按照礼仪，地位相等应再三谦让，这正是圣人深知百姓是不可凌驾其上的道理。
故王天下者必先诸民，然后庇焉，则能长利。
所以想要统治天下的王者必须先得到民心，然后全力庇佑他们才能安稳，才能因此而长保福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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