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县的南门外的刑场上，此时人山人海，人声鼎沸，成千上万的百姓将整个偌大的刑场附近围得水泄不通的。
别以为古代的刑场都是菜市口。
菜市口作为刑场是清朝才开始的，不过在“市场”上公开对死囚犯处刑，历史也很悠久了。
《礼记》里就有“刑人于市，与众弃之”，比较着名的，汉景帝杀晁错是让他“朝服斩于市”，唐长安西市里有一棵独柳树，树下是经常处斩犯人的地方。
而大魏帝国基本上继承了华夏的传统，刑场的话是在南门外。
为什么选在南门外？
古人认为被处死的犯人死后怨念不散，称之为“阴魂”。在五行上属于阴气。
而南向的地点由于处于向阳面，在五行上属于“阳盛之地”。
迷信的古人希望用旺盛的“阳气”冲抵死囚的“阴气”。
而这个时候，在刑场之上，已经跪着十个死囚。这十个死囚都神色破败不堪，流露出哀莫大于心死的样子，看上去是很可怜的。
但得知他们的所作所为之后，围观的老百姓就觉得他们根本不值得同情了。
在行刑之前，本着人道主义原则，会复查五次，五次过后，没有发现别的问题，这人犯注定是死路一条了。
值得一提的是，在后世的影视剧上经常在刑场上演“刀下留人”的戏码，但不得不说，这类事情放在清朝之前是少之又少的。
行刑前刀下留人，逃脱一死的案例在历史上还是很多的，尤其以清朝最为集中。
由皇帝出面亲自下旨“刀下留人”，则是始于宋朝。
南宋淳熙十一年（1184），闲居在家的陈亮（辛弃疾名词《破阵子与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中的陈同甫即为他）与众好友喝酒，酒醉之后发了一次极其作死的酒疯。
他干了什么呢？
他与好友竟扮演皇帝上朝，一众人万岁、爱卿的乱叫一气，大笑而散。未料到此事被人告发，陈亮如此忤逆的举动自然被刑部判了死刑。
此时在位的皇帝是宋孝宗，开明睿智的孝宗在审批陈亮一案时，将其罪归咎于“酒醉”，并且免去了他的死罪，陈亮才幸免于难。
到了清朝，“刀下留人”的例子越来越多，皇帝法外施恩的次数也与日俱增。
以电视剧《雍正王朝》为例，在剧中，为了惩治阻挠改革的清流，雍正帝将李绂、陆生楠等清流领袖判处斩立决。
李绂曾是三王爷允祉的门客，为了救他，三王爷当面苦苦哀求雍正，甚至不惜以王爵相换。
在行刑的最后关头，雍正帝才拿出了早已写好的圣旨，令儿子宝亲王弘历（乾隆）持旨奔赴法场。
雍正这一“刀下留人”之举即顾全了三王爷的脸面，又让弘历收获了清流的人心，增强了其威望，可谓是一举两得。
其实，对犯人“刀下留人”是帝王的一种驭下权术。
此时的死刑，与其说是一种惩罚外，更不如说是一种威慑。特别是对于那些罪不至诛的犯人，已判死刑而又“刀下留人”就有了一层微妙的政治含义。
纵观历史，历朝历代的生杀大权虽然掌握在皇权手中，但还是有一套管理国家的律法。具有人性化律法的朝代当属宋朝了。
宋朝对司法审查制度非常之严格，凡是被判了斩刑的人，只需行刑之前喊冤，这斩刑就得马上间断。
而且，立马换别的官员重审此案，正本的主审官有必要逃避。为了防止无限喊冤，规定每人最多只能喊三次。
要是有人故意捣乱来为犯人鸣冤，那么他就会跟犯人一起受到处罚。要是犯人真的是受冤的。那么，犯人就会有生存的机会。
其他朝代则不会像宋朝这么人性化，律法森严。
比如隋朝死刑复查三次，唐朝死刑复查五次，一旦核准死刑，不会更改！
而此时此刻，刑场上的监斩官不是别人，正是冉闵身边的书记郎徐渭，而副监斩官是吴县的县令。
“大人，时候到了。”站在一侧的县令颤巍巍地道。
徐渭点了点头，望着高悬在空中的太阳，再看到日晷上的时间，确定是这个时候没错了。
这日晷可是古代的标准钟表，不会出太大的差错，至少在时辰上是不会出错的（假的）。
日晷是利用太阳投射的影子的方向来判断时间的，它底座通常呈圆形，外围一圈刻上时间，并在圆心立起一根棍子。当太阳照射到日晷上时，圆心棍子的影子就对应了底座的时间。
这样的方法看似没毛病，但是根本不怎么管用，时间上的误差还是有的。不过这个时代的人都习以为常了，就像后来的华夏人习惯了“BJ时间”一样。
“验明正身！”
随着徐渭的一声令下，人群里顿时骚动起来，而就有十个衙役上去，装模作样地看了看那十个死囚的样貌，再看看手中的画像，确认无误之后，都向徐渭打报告了。
有不知情的百姓就询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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