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的制定只需要张冲和六七位臣公在前殿讨论就行，但真正执行起来却并不是这么一回事。
其后者比前者的难度更高，也更依赖于地方上对政策的理解，考验着这些地方吏员们的智慧和勇气。
而很显然，并不是所有地方的吏员们都有这个能力的。
来自邺城的羽檄随着驰道飞传到各郡太守手上，他们都是泰山军的老人，无论是情感还是利益都站在泰山军一边，所以坚决执行邺城的分田政策。
但具体落在各郡上，这个难度却是不同的。
这一次北伐大致占领的有冀州五郡、幽州五郡。而这些地方的情况是不一样的，比如冀州比幽州人口要繁密，而冀州西部又要比中东部要繁密。
这人地情况不同，农业生产形势就不一样。
比如在常山国、清河国地区，因为经济发达，自耕农数量就很多，这些人有足够的外部环境的安全，让他们独自以家庭为单位去耕作。
但是在幽州和冀州的中山、河间、渤海等郡县就不是这样了。这些地区因为时常受到戎狄的袭扰，无法支撑自耕农的生产，几乎都是聚族而军，以坞壁、庄园为主，土地相当集中。
这种不同的具体情况，其政策执行的难度自然就不一样的。
对于土地高度集中的地区，各郡县长只需要重点攻坚那些大豪强就行，只要没收他们的土地，再重新进行分配，工作就结束了。
但如果面对的是中小豪强，那没收的难度就要大太多了。
比如那些小豪强，一般没有什么血债，有些还是恩惠乡里的好人家，这个时候你再去没收人家田土，那些具体的执行吏员们心里也会不忍心。
以上种种，都是河北地区的复杂性。但不管如何，一场轰轰烈烈，涉及到数百万人生活和命运的分田运动正式在河北大地展开了。
……
中山国，博陵。
在邺城的羽檄送到博陵县寺之后，博陵令胡溥已经和镇将耿豪二人着手商讨了分田的具体事务。
其实这并不需要多难，因为谁都知道博陵最大的豪族是谁，它就是博陵崔氏。只要将之铲除，就能有足够的田土分给县内各穷苦。
作为首位博陵令，胡溥的忠心、能力和魄力都不缺。
首先他是泰山子弟出身，一开始上的就是随军学堂，从启蒙到受学，整个价值观都是在泰山军的影响下的，是地地道道的自家人。
其次他今年不过二十，就抚一大县，其能力自然是有数的，其人以特异成绩毕业，先后在鲁中南、河济、魏郡参与主持数地的分田事务，根本不缺庶务的经验。
再加上他正满腔热血的年纪，敢做事，能做事。
但即便如此，此时的胡溥还是有点迟疑，因为他所要铲除的博陵崔家并不简单。
这也是他来到博陵，才知道这个崔家有多难解决的。
博陵崔氏的谱牒可以追溯到太公望的时期，望的孙子采邑为崔邑，所以因封地取姓崔姓。
抛开这些传说，从县里的案牍文件可知，崔家是在前汉高祖时期就已经迁居安平了，之后就再没有迁移他处。
安平是如今博陵的前称，当年桓帝之父葬于此，唤“博陵”，然后安平县就因此改名为博陵。
此家在北地来说，和涿郡卢氏相比自然是要差一点的，但也是一等一的公族。
何为公族？就是族中曾出过三公者的家族，尔后世代簪缨。
崔氏是前汉末年左右开始发起来了的，先后三代为宦，其中一代做过四任二千石的郡守位，素以《周易》传家。
再之后，到了本朝，崔氏连续七代为宦，到了崔烈最终跃升到了三公之位，使得家族成了公族。
和那些土豪涌起而为宦的家族不同，崔氏是以清名着称，在儒林中享有非常高的名望。
主持过多年分田的胡溥很清楚，像这样的清流型豪强最难处理。
因为这些人要不真的非常穷，要不就是非常隐蔽，在乡里之间都有非常好的名声。
从一些本地县吏口中，胡溥也证实了这一点。
有一名县吏曾讲过崔氏的一位族人的故事。
说在上一代崔氏的头面人物叫崔寔，这个人当时为了补贴家用，不顾时人讥讽，操持酣酿贩鬻的营生。但这崔寔卖酒呢，又不是为了赚钱发财，每次都是取了足够用的，余下就接济乡里。以至于崔寔死后，是真的叫家徒四壁，没有余财。
如果这还只是个人名声的话，那下面诸事就是崔氏给地方上带来的德行了。
首先一个德是，崔氏兴办学舍。
作为以经学传家的清流型豪强，他们之所以能代代为官，靠的就是经学传承。
按照他们崔氏自己的说法。他们自先祖迁安平、世业农，初时衣食不继，苦心农耕，勤俭度日，始至温饱，即督子弟志学。学有成，才有了这份传承。
为此，崔氏专门设学舍，不仅授学后辈族人，还教授乡里的向学者。
所以，崔氏精舍就和当年度满求学的伏氏精舍一样，都是一个在本地具有重要文化意义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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