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他主张先与清朝和谈，稳住京师附近的局势，专心致志、一鼓作气的剿灭农民军。
对于第二点，他建议增兵12万，其中步兵人，马兵人，并增加饷银280万两，采取均输、溢地、寄监学生事例、驿递四个途径。
第三点便是发展民生民计。
于是崇祯在他的建议下先后向民众加派剿饷和练饷。
其实认真说起来，这三条计策都是好的。
无奈整个朝廷的局势糜烂，人浮于事，党争不断，而崇祯又没有魄力坚定执行。
杨嗣昌出任兵部尚书时，大明王朝已陷入内忧外患的泥潭中。清军多次入塞，威胁明朝京师安全。
高迎祥、张献忠、李自成等几十万起义军在中原流动作战，更是明朝腹心之患。
杨嗣昌莅任前的崇祯九年七月，陕西巡抚孙传庭在黑水峪大破起义军，生擒高迎祥，局面有所好转。
杨嗣昌在守制时关心时局，因此在出任兵部尚书后，就已对明朝的未来有了详细的规划。
加上他熟悉典章故事，工于笔札，富有辩才，每次皇帝召见时，都能思如泉涌，侃侃而谈，与前任兵部尚书的呆滞木讷之状迥然不同。
因此崇祯帝每次召见他的时间都远远超过规定时间，对他几乎言听计从，甚至惊叹：“用卿恨晚！”
就在杨嗣昌紧锣密鼓地指挥围剿农民军的同时，亦开始筹划对清议和的事宜，以缓解明朝的外部压力。
崇祯十一年三月，杨嗣昌上疏重申攘外必先安内的主张，力主对清妥协，集中全力平息“中原群盗”。
尽管多数朝臣反对此议，但崇祯帝却非常赏识，加上杨嗣昌无偏无党、勇于任事，崇祯对他更加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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