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其是在军中，黄巾系将领的数量虽然只占了不到一半，底层士卒和基层军官却有七成都出自黄巾，剩下的三成则来自归附的大漠胡族。
不同于尊崇黄老的黄巾系，胡族铁骑是没有什么政治倾向的，完全就是服唐宏这个大将军本人。
而那些传统出身的将领，虽然全都从小接受的是儒家教育，却没有来自底层的力量源泉。更何况其中很多人本身，甚至一部分朝中文官也对道家的一些理念十分认同。
那些不认同的，或者说是固守儒家治国理念的，基本上都在敌对阵营之中。
中兴天下不但要靠文人治国，更要靠武人征战沙场。
这才是黄老重兴的基础和真正原因。
出生十天即继位、十二岁亲政、二十三岁平定天下的兴武皇帝赢朔，很小的时候就被大将军带上了战场，其逐渐形成的思想和治国理念基本上与唐宏一脉相承。因此在唐宏隐退甚至死后，始终延续着其治国思想。
赢朔在位七十年，亲政五十七年，这个时间足够将道家在朝堂上的地位稳固下来。最终形成了儒、道、法三家融合的国政大策。
唐笠注意到，李传讲到这的时候，原本满是倦容的脸上全是兴奋之色，略显浑浊的眼神都在熠熠闪光。
不过紧接着他的情绪突然就急转直下，那股落寞的情绪简直如若实质。
武皇帝独尊儒术超过四百年，没落已久的道家毕竟远远不如儒家根基深厚，再加上儒家在迎合统治者，尤其是有为之君方面有着先天优势。到三十世孝弘皇帝时，儒家就已经重新成为了主流。道家虽然没有如以前那样被彻底排除出朝堂，影响力却已经完全被边缘化了。
秦历七百七十八年，四十三世孝明皇帝时爆发的“安史之乱”以及其后百年的藩镇割据、混战再次使得天下人口减少大半，使得流传于民间的各家再一次受到了致命打击。
虽然儒家也在其中损失不小，但其在朝堂上的地位却没有受到丝毫影响，损失最大的还是其他各家。
在位十三年的五十三世孝穆皇帝又是一个昏庸之主，统治中后期的大秦朝吏治腐败、乱象频生，民生困苦到了极点。
终于在五十四世孝恭皇帝继位的第一年，始终没能彻底恢复统治秩序的大秦朝爆发了裘甫和庞勋两次影响力最大的叛乱。
所谓“秦亡于黄巢而祸基于桂林”，庞勋起事就发生在桂林。
这次叛乱表面上源于戍卒兵变，实际上背后又有道家激进分支的影子。而后的王仙芝----黄巢之乱也是一样，只不过这些偏宗教性质的组织没有再像灵帝时的黄巾起事时那样直接充当组织者和领导者而已。
随着黄巢的兵败身死，道家或者说是道教在民间的实力遭到重击，朝堂上的道家势力也因此而遭到彻底的驱逐。
这一系列的民乱，尤其是声势最为浩大、一度攻破了长安（安史之乱时咸阳城被毁，孝定皇帝于咸阳城东另建新城长安）的黄巢之乱还造成了一个后果。
那就是借着平叛的机会，出现了几个超强藩镇，打破之前的藩镇均势，全面的诸侯混战再次重现。
秦历一千年整，统一了北方的后梁文帝朱晃逼五十八世孝哀皇帝赢祝“禅位”，立国整整一千年的大秦帝国正式灭亡。
始终占据朝堂的儒家除少数忠烈老臣外，集体噤声，扭脸就做了朱家的臣子。
仅仅五十四年后，权臣司马懿发动政变，杀大将军朱爽，朱梁政权实际归于豪族司马氏。
儒家臣子再一次集体噤声。
以至于十一年后，司马懿之子司马昭当街弑君，又六年后司马炎仿朱晃旧事，逼梁元帝朱奂“禅位”，改国号为晋。
朝堂儒家大臣再次转身就又做了司马家的臣子。
作为回报，得国不正的司马家恢复了始皇帝时就废除的“五等爵位制”，各地的世家大族获得了法理上的合法性。同时也埋下了下一次动乱的种子。
晋朝立国仅仅25年后，出身世家大族的贾后乱政，爆发了实际由各地世家大族背后支持的“八王之乱”。
这场持续了十五年的内战不但打光了北方秦人的最后一口元气，还直接导致了诸胡迅速入主了中原。
秦历一千一百零四年，东海王司马越的亲弟弟，并州刺史东瀛公司马腾及幽州刺史王浚征召匈奴、鲜卑、乌桓等势力击败成都王司马颖。早已内附的诸胡开始进一步内迁，其让出的水草丰茂之地部分被更北方的胡族占据。
同年，司马腾及王浚遣匈奴领袖赢渊（匈奴内附后，其王族被赐赢姓）回并州发兵支援，赢渊乘机宣布独立，并于四年后（秦历一千一百零八年）称帝，建立前赵。
而就在赢渊独立的同年，氐族李雄也在益州称王，并于两年后（公秦历一千一百零六年）称帝，国号成。
在这个过程中，大批儒家出身的秦人世族投靠了胡人，否则这些全族人口只有区区几十万甚至数万的胡族大概不敢也不能称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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